继续深化审批制度改革 秦皇岛市出台30条措施加大服务力度

客观归责理论主张，只有当行为人的行为创设了并在构成要件的保护范围内实现了法所不允许的风险，才能对结果进行归责。

例如，甲把乙打成重伤后扬长而去，乙的朋友丙将乙送往医院，医生丁对乙进行手术抢救，但最终手术失败，乙死在手术台上(以下简称急救案)。[43]若依据客观风险来判断，可以排除甲的行为的相当性，从而得出甲不构成犯罪这一通说结论。

[7]相应地，相当因果关系说在我国的理论地位有所回落。[67]如此一来，便会模糊构成要件阶层与违法性阶层之间的界限。一方面，以概率的大小作为刑法因果关系的成立标准，没有可操作性。从最后的结果来看，女工死于第二类细菌的感染，实现的是后一种风险。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是学界对相当因果关系说的通说见解。

客观注意义务的本质是要求行为人谨慎行事。但这并不当然意味着，我国学者对相当因果关系说的理解就已经完全到位了。S省是我国西部重要的经济强省，K市是S省第三人口大市，截止2016年末，全市常住人口接近500万，城镇化率接近50%，中心城区人口接近90万。

②合议庭有不同意见，审委会采纳多数意见，有135件。审委会讨论后给出折中方案，认定车辆的所有权属司机杨某，但是出租车经营权来自政府对公司的许可，所以仍然应该属于出租车公司。第四部分将选取典型案件，细致分析这种对话机制，尤其是合议庭通过何种技艺在判决书中体现审委会的结论。因此，如何通过健全审委会议事规则，使得审委会在讨论与决定中更好地避免行政化的危险，或许才是改革审委会制度的方向。

审委会与合议庭绝不仅仅是决定-执行这种简单的命令模式，在中国的司法体制中，审委会与合议庭之间的影响是双向的，彼此间存在一种隐匿的对话。⑦需要报请上级人民法院审理的重大、复杂案件。

因此，本文更为关心的是审委会所讨论问题类型的实质考量，即审委会讨论了合议庭无法决定的哪些问题——政治问题、法律问题还是事实问题？本文据此将审委会讨论的案件划分为6种类型，在770件案件中，各种类型分布如下：①程序问题，213件。[37]方乐教授在调研某省三级法院后发现，2010-2014年间，该省各级法院中，审委会维持合议庭意见的比例很高，在基层法院该比例高达86.99%，其中多数意见占81.61%，少数意见占5.38%。[72]在简约的中国判决书之外，并未穷尽的司法道理要体现在审委会的讨论之中，两者共同支撑起司法判决的全部逻辑，只不过审委会的讨论情况处在保密状态中。表3略  K中院审委会决定类型分布(2011-2015) 在七种情形中，有些类型可以合并同类项，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审委会功能的变化趋势。

这些情形下都很有可能导致该案件多次上会讨论，如在某非法行医案种，K市中院审委会就经过了三次讨论(S-K审委会：2011-14-2, 2011-16-4, 2011-18-2)。如果合同无效，那么就恢复原状。[28] 表2略  K中院审委会讨论主题分布(2011-2015) 为了便于理解各种主题的具体情况，还需要对各种情形做一些说明：第一，程序问题。三、审委会向合议庭作出什么决定？ 审委会在讨论之后，绝大多数时候会形成一致意见，并作出决定，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保留分歧的结论。

合议庭的法律过程是以法律之理服人，审委会的民主过程更多是多方考虑后的选择和决定。两年后，该案再上审委会，合议庭多数意见认为《承债兼并合同》无效，少数认为有效。

合议庭与审委会之间的对话以一种隐匿的方式进行，这种机制根植于政治与法律的天然分野之中。这在K市中院审委会记录中有很多例子(如S-K审委会：2011-7-3/2011-10-2/2011-16-5/2011-26-2/2012-18-2)。

第二，审委会记录能否真实再现审委会的讨论和决定？实践与表达、事实与文字之间肯定存在差别，从严格的诠释学意义上来说，这种差别本就无法消除。从程序上来说，经过审委会讨论的难办案件大部分是由合议庭而非独任审判庭审理的，当然，上会案件也可能是由独任法官审理的。[54]依照国家法律和政策，妥善处理破产与兼并的关系，促进企业优胜劣汰竞争机制的形成，对审理案件中发现的一些地方搞假破产、真逃债问题，坚决依法制止，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55]揭开笼罩在国有企业转制中破产股份制改革企业经营自主权等法律名词的面纱，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国有资产保护与市场经济原则之间的张力，法院在类似案件中的判决更是体现了其处理敏感问题时一贯的程序化技巧。[62]法院之所以要在判决书中宣示这一立场，实际上是为了体现法院既不偏袒公司，也不偏袒个人，防止出租车公司或司机杨某在情感上的抵抗。[38]相比之下，K中院的这一比例并不高，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由此导致了法官职业素质等方面的差异，这种解释也被左卫民教授所认可。[71]从现实来看，中国与法治发达国家的法民关系不同，如果中国的法院判决写成一份份长篇鸿制的精致法律大厦，反而可能无法回应中国人民的某些现实需求。

进而，如何改革判决书制作技巧、提升说理水平成为重要研究命题。[34]这在司法工作中也不例外，信访是审委会讨论中的关键因素。

④拟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或免于刑事处罚的案件。在其他可能引起当事人不满或社会关注的案件中，审委会也都会提出类似的要求，如在讨论某故意杀人案件时，审委会不仅要求合议庭好好写判决书，而且还提示判决书写作中的具体技巧：不提被害人过错，但是可以提及案件是由感情纠纷引起的(S-K审委会：2013-20-1)。

②同级人民检察院抗诉案件。另外，在2011年的3起案件中，审委会没有明确的决定。

如在犯罪与惩罚的语境中，国家通过刑法打击的不是投机倒把这类具有时代色彩的越轨行为，而是人类普遍反对的杀人、盗窃、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由此也使得国家的专断性惩罚与基础性惩罚高度一致，从一时一地的地方性知识上升为普遍/普适的规则。但是，如果维持原判，一定会导致杨某上访、闹事。而在最高人民法院所处理的92个相关纠纷中，法院一般会认可民事行为自治原则，不轻易认定合同无效。也正因此，阿克曼教授将民权革命及平等权的逐渐普及、扩展作为其三部曲最后一部的主题。

虽然法院很重视当事人信访、社会效果、政治影响，但是并不会完全受制于这种案外因素。由于审委会本身所承担的很多职责更加接近于利益选择而非简单适用法律，所以对其的监督方式可能更应该依赖健全议事规则，而不仅仅是信息公开。

[39]本文将以K中院审委会充分讨论的几个重要案件为对象进行深入分析，从中国裁判文书网查找这些案件的一审、二审判决书，通过比较两种文本，搭建起审委会与合议庭互动的框架。[24] 另外，本文还要做两点说明：第一，严格从程序上来说，并非所有案件都是经由合议庭提交到审委会的，但它们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因为合议庭无法处理才转移到审委会。

该案经过K中院一审后，判处承债兼并合同无效。在多轮的沟通协调中，法院的公开文书(一审判决书、二审裁定书)中从未出现过政治因素的表述，但是我们很清楚地知道，这是审委会讨论的核心关切。

[56] K市某著名国有企业A公司因经营不善，与某私营企业达成兼并协议，签订了《承债兼并合同》，由该私营企业兼并该国有企业，整合其资产、承担其债务，但是在企业改制、兼并过程中，对国有企业的资产估值、原职工安置等问题的处理并不妥当，导致原企业职工上访，进而由一件合同纠纷案件转变成具有时代特色的政治敏感案件。法院会特别注意避免案件无法执行而转变成信访事件(S-K审委会：2011-34-3/2013-17-4)。如果法院只考虑了信访问题，没有党或者政府机关的介入，则按社会效果计(S-K审委会：2015-8-1)。正是审委会的讨论中，才使得他们获得了不在场的在场，并进而最终区别于自由主义法治下的形式平等观。

从K中院审委会所讨论的一起涉及国有企业改制、兼并的合同纠纷案，我们可以细致观察这一合法律化技术。在这些案件中，法院就需要在合议庭-审委会的对话机制中予以化解，合议庭归纳的争议焦点在审委会的讨论中被重构，审委会的决定再由合议庭制作的判决书予以法律化。

这其实是在向死者亲属传递信息：此案判决有理有据，社会效果良好，即便上访也不会改判。第一，前三种类型实际上都是审委会与合议庭意见相同，三者相加占比75.97%，也就是说，审委会与合议庭的分歧越来越少，这一点也被其他的研究所证实。

在一起出租车公司与司机(杨某)关于车辆所有权与经营权纠纷中，审委会要求合议庭在判决书中要写出水平。K市某出租车公司提供了出租车牌照和最早的一批车辆，招募出租车司机。